从19世纪末到现今这段历史，相对于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审美发展史而言并不算长，然而相对之前相对平缓的发展史而言，它却是一段风云变幻剧烈的历史时期。各种思潮接踵登上历史舞台，彼此之间既有冲突又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如同新浪推旧浪，共同为推动中国美学史的发展奉献力量。它既是已经发生了的一段历史，又正在以或隐或现的方式影响着当下中国美学的演化过程，我们当下美学研究工作所凭依的学科框架、学理脉络、思维方式、术语概念等，都是这百余年时间积淀下来的学术成果和精神资源，故而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对之加以认真回溯和研讨。
杨春时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潮史》作为第一部从思潮史角度切入中国现代美学研究的学著作，其在学术史上既具有奠基性又富有开创性。学者代迅由此将这本著作称为中国现代美学史“以美学思潮构史的开山之作”。该著在对中国现代美学思潮史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并不止步于对既往历史时间和相关理论的简单回溯，而是立足于思想史分析的高度，围绕“现代性体验”在中国美学研究领域的发生发展这一关键线索，将纷繁复杂的中国现代美学发展进程置入一个条理明细的、有脉络可循的学理框架之中加以立体展现。
杨春时教授特别强调“现代性”作为推动美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力量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故而全书针对“现代性”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潮的关系展开论述。在导论部分，他提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力量，是解释现代社会历史的最根本的理论”，又指出，现代性的核心是“理性精神”，这其中的“理性”就包括强调科学精神的“工具理性”，以及推崇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努力去认识和把握纷繁事物背后的客观规律，从而在实践中推动人类社会的持续 进步；而价值理性则强调人类本身的主体性，强调个体价值、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两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
由于现代性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于是身处现代性变革的人们就在此过程中获得了“现代性体验”。杨春时教授在此书中对“现代性体验”相当倚重，他将美学思潮视为现代性体验的“反思形式”，提出“美学思潮得以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现代性体验，而美学思潮的性质就在于对现代性的态度”序。对于现代性的体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站在其外的“想象性体验”，另一种是站在其内的“切身性体验”。这两种体验方式各有其独特的感受和思维特征，对身处其中的参与主体而言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和效果。而即便是“切身性体验”，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而长期处于“部分实现的现代性”之中，故而人们对于这种“现代性”的体验也会出现多元化趋向。
之前杨春时教授就针对“现代性体验”和美学思潮问题提出过自己的阐述：“现代性体验是对现代生存意义的根本把握，审美是现代性体验最本真的形式，而其反思形式即美学思潮。前现代性的体验为崇高精神，由此产生了古典美学思潮。早期现代性体验为虚无意识导致的焦虑，由此产生了现代美学思潮。后期现代性体验为虚无意识导致的无聊情绪，由此产生了后现代美学思潮。但以解构主义、身体性为代表的后现代美学丧失了超越性，不能反思无聊的意义。美学的出路是超越后现代美学，以新的现代性体验建设新现代美学。”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框架，他在此书中将这一时段的美学思潮细分为七大类：早期启蒙主义美学、早期现代主义美学、客观论美学、新启蒙主义美学、当代现代主义美学、新古典主义美学和后现代主义美学。这七大类美学思潮的相继出场，反映出的正是现代性在中国本土从“想象”到“争取”，到“体验”，再到“反思”，以及“再出发”和“再建构”的历史流程。
须知，由于清代中国未能内生出本土的“现代性”，而是在“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的侵入过程中的剧烈碰撞下产生的，所以20世纪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现代性”状况就在这种大变局当中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具体表现就是移入性、滞后性，以及叠加性。其中所谓“移入性”，顾名思义就是这种“现代性”不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自我发展达到终极阶段之后裂变出来的，而是外力推动下被从西方移入中国本土后生长起来的。而中国现代美学思潮也是这种西方现代性移入域内的过程中产生的，借用植物学的概念来形容就是一种“扦插”形成的产物。
而所谓“滞后性”，指的是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相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是由于中国的现代性是由西方移植而产生的。这种滞后性带来了正反两种效果：一方面，中国的现代性往往比西方“慢半拍”，故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包括美学在内的多学科都在扮演着西方追随者的角色，缺乏内生性的主导能力；另一方面，恰恰又由于这种相对滞后性，中国人得以有更多机会观察现代性在西方演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恰恰中国人往往是先想象现代性，然后才体会现代性，想象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心理和思维构建的过程，当中国人比西方人迟一步遭遇现代性时，就在想象和切实体会的冲突中对现代性产生一种别扭的态度，既对现代性带来的文明成果充满向往，又对现代性带来的问题充满疑虑。
至于所谓“叠加性”，指20世纪的中国是在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接受现代性的。清末民初的中国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形态当中，但西方现代性的涟漪就已经不可遏制地一波一波涌入中国本土了，就在这种大变局当中，本土的前现代性状况和移入的现代性遭遇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和碰撞，而且诸多盘根错节的“前现代性”问题并没有在这种“现代性遭遇”之中获得解决，反而影响了现代性的正常进展，将“现代化”异化为“摩登化”，在外观形态上已经相当时髦摩登，但骨子里还是“前现代”的属性。到了20世纪后半段，现代性尚未完成的中国又迎来了更加前卫新潮的“后现代”观念，结果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纠结叠加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多种属性杂糅的景观，而有学者就将这种别扭拧巴的“现代性”称为“别现代”。
这种纠结的现代性特征下的中国社会状况，就构成了从晚清大变局以来诸个美学思潮产生、发展和退潮的背景。杨春时教授主编这本美学史著作的精到之处，就在于他抓住“现代性体验”这一解开中国现代美学史研究的关键钥匙，从现代性体验与美学思潮之间存在的这种微妙复杂的互联互动关系着手，脉络清晰地梳理出各个代表性美学家其所提理论的背景和内涵，从而高屋建瓴地阐析出了这百余年的中国现代美学探索的复杂进程。
杨春时教授主编这本美学史著作对中国现代早期美学思潮所涉历史背景的透彻分析，通过对相关美学家及其理论的细致梳理和分析，以更具现场感的叙述方式呈现了个案与社会整体进程之间那种若隐若现的关联和纠葛。正如他之前所撰的论著一样，此书在进行具体概括时，以紧凑、精炼的文字将丰富复杂的历史事件、现象加以概括，寥寥数语就直击了问题的关键实质。
该书上卷在对早期启蒙主义美学和早期现代主义美学展开研讨时，首先阐述了中国现代早期美学的特殊性，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及时“内生”出让同时代人得以凭借来“争取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的思想资源，故而彼时的仁人志士和学者只能通过引入西方现代的思想资源来构筑中国这一时期的现代性，该书将中国的这种现代性状况称之为“后发现代性”。此种“后发现代性”所产生的直接效果，用杨春时教授的话来表述就是：“与欧洲美学思潮的递进性不同，中国的启蒙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引进和发生几乎是同时的”。这使得中国方面还没来得及消化、改造和内化来自西方的“启蒙主义美学”，同时期的“现代主义美学”就已经粉墨登场。而两者在发展取向上存在重大差异，杨春时教授指出：“启蒙主义美学与早期现代主义美学分别开辟了注重社会功利和注重学术知识的不同走向，前者强调美学的社会效果，试图借助美学手段为政治改良和社会革命服务；后者则强调美学的学术价值，希望借鉴西方科学成果，建立独立的美学学科体系”，“启蒙主义美学是争取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思潮，而现代主义美学是反思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纵观20世纪的中国美学发展状况，“注重社会功利”和“注重学术知识”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冲突就构成了接下来中国现代美学发展演化过程的底色。
在早期启蒙主义美学方面，该书重点阐释了梁启超、蔡元培作为先行者的美学史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分析了萧公弼、吕徵、陈望道在中国早期美学学科建设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由于 “争取现代性”的价值立场，启蒙主义美学注重教化社会大众的社会责任，试图通过推动审美活动社会化的进程来改造国民性，于是中国的启蒙主义美学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鲜明的社会功利性”，二是“确立审美的理性精神”。而“审美”在以梁启超、蔡元培为代表的这一谱系的启蒙主义美学家看来，就是一种所谓“理性主导的情感活动”。
在这种语境下，审美与启蒙的联姻带来了双重效果：一方面，中国美学自现代登上历史舞台伊始就具有溢出美学学科的冲动，希望学以致用，通过审美改造社会，而理性精神对审美活动的渗透，使得中国的审美学科具备超越西方那种将审美局限于“感性学”的内涵和潜力；但另一方面，中国现代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由此难以摆脱实用功利主义的束缚，在特定时段内成为了社会实践活动的附属品，学科的自律性被他律性所压抑，作为学科的“美学”被与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美育”混淆在一起，作为相对独立的关于“审美”的学术研究也被社会实践活动所影响。实际上启蒙主义美学这种倾向跟中国传统儒家美学在理念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故而更加容易与中国传统审美思维接榫。作为现代美育思想最具代表性的倡导者，蔡元培的美学思想也充满了这样的逻辑矛盾性，他既试图坚持审美的“无功利性”立场，提出要“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另一方面却又要将审美作为教育之一种而发挥“专尚陶养感情之术”的作用，从而成为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美学作为学科，是这段时间的先驱们构建起来的，但所处的特殊情境，却并未充分从学科的角度去看待美学，而是将之纳入自己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启蒙主义美学在高扬 了审美的社会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审美的学科性和独立性。
中国早期现代主义美学的代表有王国维（主要是前期）、朱光潜、丰子恺等，他们同时也为接下来新古典主义美学思潮的出场做好了奠基工作，他们力求打通中西的尝试，在日后的发展演化过程中逐步变成中国美学努力自我“再传统化”的探索方向。中国早期现代主义美学则与启蒙主义美学形成了微妙的平衡关系，杨春时教授将早期现代主义美学的学术意义定义为“确立了审美的独立性和超越现实的自由本质”。即，一方面超越了中国传统美学构筑的实用理性的思维格局，从学科的立场来研讨审美问题，而非仅仅将美学视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附属品；另一方面破除了启蒙主义美学的理性主义美学观，力图回到审美本身，通过“确立审美主义的观念”而获得审美本身那种“超理性的品格”。这就使得中国早期现代主义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内涵更加丰富，方法更加多样，为建立中国现代美学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中国早期现代主义美学也同样存在历史局限性，杨春时教授在此书中进行了归纳总结，主要包括：第一，彼时中国的现代性处于一种“初发状态”，中国学者本身对现代性存在问题的理解也刚刚处于初期阶段，由此对现代性的批判仍然是浅层次的、初级的和不彻底的。第二，彼时中国学者虽然以开放性的姿态积极学习西方现代美学的长处，但由于此时学者们引入的西方现代美学理论本身就还处于20世纪早期的探索之中，更丰富和成熟的美学理论还要在更晚的中后期才陆续登场，故而他们并没有能够获得完整、系统的理论资源。第三，彼时中国学者面对西方美学还往往是用一种仰望的态度，在引进和接受西方美学理论时常常缺少批判的态度，结果缺少辨析地将存在缺陷的西方美学理论用作为自己构建现代美学理论的参照系。第四，彼时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美学理论时还存在囫囵吞枣的问题，未理解透彻自己所接受的这些理论本身的丰富内涵，致使出现了对西方美学理论的诸多误读。以上这些中国早期现代主义美学所存在的问题基本都是时代局限造成的，需要经过不断发展和长期积淀来逐步消化。
（以上文字为该文节选，全文刊载于《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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